“民国大师”早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星云”。无论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等等文化领域说起民国大师，就仿佛看到了璀璨的星河：陈寅恪、梁启超、鲁迅、胡适、赵元任、蔡元培……任何一个，靠的都不是名片上名字后的一串串头衔，而是等身的著作，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身体力行……民国短短三十年，是怎么诞生这么多大师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师不是民国1911年成立之日，忽地一下子钻出来的。仔细研究这份名单，人文大师居多，而自然科学方面的巨匠像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等人也都受教于民国。

教育，教育是成就大师的基础。

民国时代，童蒙时期往往要接受家塾里四书五经的教育。在这里，不仅教知识，还教一种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古人所谓的“养气”，养浩然之气。学童每天黎明即起，规规矩矩背书，写字。在民国建立之后，许多受过旧学教育的像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又步入新式学堂，学习西方新知识；后来又纷纷去外国取经。如，鲁迅、郭沫若去日本。胡适去美国、徐志摩去英国，梁思成、林徽因去美国。等等。学贯中西，学成报国不是夸说的。

因为良好的古文幼功，他们于白话文的语言环境，可谓是融汇贯通，如鱼得水。最紧要的是，传统文化给了他们学养之外，还有深入贯彻的家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后，适逢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共和转型，但是，国家积贫，经济薄弱，民生艰难，转型比任何国家都艰难。国事螗蜩，乱世之中，唯有一心向学，抱效国家。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可以说，承前启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清末近百年来的国仇家恨赋予每一个民国学子报国热情和向学恒心。

学问最忌急功近利，学问最忌一曝十寒，而传统教育与现代知识相结合，使民国学人深根于母体文化又兼备开阔的国际视野。这就为“出仕”打下最高的基础。

民国时代的经济、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有相对宽松的一面

时代大潮浩浩荡荡，泥沙俱下，舆论杂糅。但举几个小事例就知道知识分子的处境：民国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大学教授：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月薪600银圆。1917年8月中旬，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修辞学课程，月薪260银圆，一个月后，升职为本科一级教授，薪俸薪俸加至280。梁实秋19世纪三十年代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时月薪400圆。据《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披露：民国时代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普通工薪阶层在20元左右。由此可见，大学教授收入高，地位高，是国民政府重点倚仗的阶层。

胡适（右一）与梁实秋

至于思想舆论环境，民国虽然对出版、言论、集会等也有禁止和控制，但是，环境比之后来的1949年以后，还是宽松了许多。比如，鲁迅的书虽然也遭查禁，但是，鲁迅还可以发声，也可以继续领国民政府的薪水。

国民党的施政纲领遵奉“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从各个角度启迪民智，唤醒民众，以期达到人民民主、国家富强之梦。如此政治形势下，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言论的开放性自晚清、北洋政府以来的传统流变至此，也成为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加之，中国古代“士”的传统未断，像辜鸿铭、黄侃等等国学大师也具备发展的土壤。总之，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是孕育大师的温床。

辜鸿铭像

大师在自由中产生，在自由中高歌。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各方面环境好了，但是，一位真正的人文大师必是幼童启蒙开始，习养不倦，且以无欲无求的古风大德为基础。这样的人，也许在未来会产生。也许，我们这个专业细分的时代，博才通才只在历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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