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陈振濂著作序跋汇纂专栏之（三十一）
百年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 · 序
陈振濂
一
在经历了对“中国画笔墨问题论争”、“书法创作流派模式”、“西泠印社史研究”等几个方面的集中课题研究并对每个课题作详细的基础文献作业、文本分析作业等之后，我们又在2003-2004年度确立了“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的集体研究课题，对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博士、硕士与博士后们提出了共同研究的要求。鉴于在半年时间来，博、硕士们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写出了十几篇有质量的读书报告与专题论文，还编出了一份详细的《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年表》，内容包含了这百年来“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史”各种著作、论文的“内容提要”，在体例上包含了中国绘画通史、断代史、门类史、专题史及相关论文，可以说形成了较好的研究与讨论基础，故而我才会设想召开一个“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研讨会，请全国各地的美术史专家、中国画史专家们一起汇聚浙江大学，共同来讨论这一意义深远的时代学术命题。
以前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即已建立了这样的学术传统，比如我们在选择 “西泠印社史研究”的课题进行研究时，即同时编出了一部八十万言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1]，卷帙浩繁，又是第一次做，有筚路蓝缕、开启风气之功，在西泠印社百年大庆期间，发挥出非常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博、硕士同学通过这一集体项目的研究，也写出了各自的专题论文，参加了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学术成果[2]。又比如我们在选择“当代书法创作流派模式研究”进行集体研究之后，不但引出两篇以此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3]，还对“学院派书法创作”从研讨、论辩直到讲习班、观摩会等，都进行了更为积极有效的组织、运作与理论思考。
可以预期，这次“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研讨会”，也必定会因为我们的前期研究与基础作业的努力，而开得有声有色、富于启发性与前瞻性。这一点，从目前来自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各地的学界反响非常积极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无根之语。通过课题的选定后集体力量的投入，迅速形成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们组建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以来所确立的最有体会的一个指导思想。对每一个进入研究所学习的博、硕士而言，我们一般会有几个层面上的要求：
第一，是个人项目。以学位论文、主攻方向为聚焦点的、强调个人学术积累的研究。大凡这类研究，不考虑吸引参与者的因素，只限于导师与博、硕士之间的个人交流与指导，以专精与独特性为原则，强调学术研究的扎实完整与学术成果的创新。围绕这个目标，则有每周一次的学术进展报告与论文、读书报告的硬性指标。
第二，是研究所的集体项目。以每学期选定的一个点，如中国画“笔墨之争”、如书法创作流派模式、如西泠印社社史、如这次的近代中国画史学史……调动全所的力量作全面的投入：每位博、硕士生必须在完成自己的研究的同时，对这一集体项目作多角度的投入。一般是半年为期，迅速形成一个成果群。这，也有硬性的指标规定。
第三，是一些来自社会层面的学术项目。如来自山东的“历代尺牍书法石刻之文献研究”，来自浙江的“20世纪中国书画篆刻史研究”、“西泠印社藏品研究” ……抽出一定的时间，集中精力来完成这样一些重大课题。最近刚刚出版的《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4]—书，和去年底出版的《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即是这种研究的结晶。以这三个梯次的研究课题布局，再加上每个学期必然会有的博士、硕士开题报告会、学位论文答辩会、博士后的出站报告会……这，就是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确立的“学术活动框”。它再和每周的教授讲课、讨论会的“教学框架”结合起来，即能清晰地勾画出我们置身于当代学术生态中的独特性所在。
二
对“中国绘画史学史”的课题选择，经历了好几轮反省、思考与推敲的过程。它反映出我们对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学术定位的一些重要理念与原则。
近百年的中国画发展，从历史角度看，拥有象吴昌硕、任伯年、高剑父、高奇峰、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李可染、潘天寿、傅抱石等大师名家，其发展历程十分清晰。几部现代绘画史中，也多有详尽的论述。但对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对于绘画创作现象的研究之外的，对于学术研究现象的研究，却一直缺乏有力的成果群。通常地，我们只是在许多中国绘画史著作中顺带地提到一些绘画史论著作，而很少有专门的视角去观照它作为一个独立系统的存在。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较有影响的成果，是陈池瑜先生着的《中国现代美术学史》[5]。而专门就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大抵是零散而不成系统。
于是，从吴昌硕、齐白石到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是人人皆引为重点的学术话题。但在中国绘画史学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从郑午昌、滕固、秦仲文直到建国后的俞剑华、阎丽川再到当代的王伯敏，却始终难以进入“中心话题”。在一部通常的中国绘画史中，张彦远的地位远远不如吴道子；在对中国画史的近百年进行观照时，滕固、俞剑华、王伯敏的地位也必然够不上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而有趣的是，画家的历史地位本来是由画史学者来确定的，但在确定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明显的画家重于画史学者，亦即是绘画作品重于绘画理论的倾向。
仅仅是绘画创作与绘画研究孰髙孰低，或许还可能会流于一般的意气之争；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在于清末民初以降的几部中国绘画史，其实却是反映出了当时人的绘画观。它不但对于理论是主导的，对于创作也同样是笼罩性的。于是，研究中国绘画史学史，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评论几部有形的著作或论文，而是具有更宏观的对中国画观念作梳理的价值在。它是指向整体上的这一百年的。无论创作、研究、教育、社会组织、展览与出版……无不被包括在内。
更进而论之：与前五千年的历史记载相比，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绘画史，是只有这百年左右的历史。在古代，从谢赫、顾恺之到张彦远、郭若虚直到康有为，我们只有随笔札记式的 “画论”，却没有严格的“绘画史”——“史”的体例的确定与被应用，是在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之后才开始的。这是一般中国历史研究的常识性结论。而“绘画史”的体例，更是借助在美术学校开美术史课、绘画史课而需要教材的契机，而首先向海外如日本引进的。几部最早的中国绘画史如陈师曾、潘天寿着的史，作为教材，都是编译日本中村不折、小鹿青云的同名著作而成。关于这一点，我在《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中有过详细的比勘与证明[6]。故尔在这次的集体项目中，我们有专门的论文来讨论梁启超新史学与绘画史写作问题、讨论教科书模式与绘画史研究问题，我以为，在这百年中国绘画史研究中，这样一些内容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以中国绘画史学史作为专题，还在于我们希望通过对著述文本和观念引导的梳理，进入到一个思维模式与思想框架的层面上去。在这次长达八个月的反复讨论中，我对博士生们的要求，即是必须在作业中提出：对每一部重要的中国绘画史著作，分别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与分析。一是关于内容与体例分布，二是叙述模式与观念定位，三是创新点与独特点。并依此写出每部著作的“内容提要”。再按时序编排，构成一个百年中国绘画史学史年表。在此中，关于分期，关于叙述模式，是争论最多也是大家觉得最有收获之所在。比如关于分期，则牵涉到普通通史分期，与以进化论方式分期，或以文化生态方式分期的不同；比如关于叙述模式，则有以古典画论语录为核心、以风格形态学为核心、或以政治社会背景为核心的不同表达方式。甚至我们还牵涉到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是关于绘画史叙述语言的问题。如政治性绘画语言之在“文革”前的泛滥、如翻译调语言之在民初的习以为常，如批评式语言之在80年代的风靡一时……不同的思想方法，必然会引出不同的理论描述方式，而如何去发掘其间的内在逻辑因果关系，正是外界可能不太关注但却是大学研究所的博、硕士们应该认真去加以研究的内容。过去我也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对于百年绘画史学史的意义所在，正是在一年前，出于一个很偶然的契机，我撰写了一篇五万言的长文《“美术”语源考——“美术” 译语引进史研究》[7]，才于此开始关注起来。我以为：这或许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它会对今后的绘画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打开一重新境界、提供一种新途迳的可能性，其中价值不应被轻视或低估。
三
关于“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的专题，我希望它能成为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一个品牌项目，在今后由每届入学的博、硕士们持续不断地做下去。每年入学的博士生，应该在这方面要有较强的自觉意识。而关于“近代中国绘画史学史”的研讨会，我也希望每年办下去，能请全国各地关心这个课题的专家学者到浙大来指导，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大好事。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立志以中国书画篆刻为切入口，希望在这些学术领域中有所作为并在全国发挥积极的影响。围绕这一构想，我们还在其他方面予以相应的配合，比如，博士后张建军在山东艺术学院、博士后顾平在南京艺术学院，都在这些方面已有相当的积累并能对母校的这一思路 作出积极呼应。而我本人，则在1989年写过一本《中国画形式美探究》[8],以后则从事过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又试图在中国画教育史方面、在教学法方面，为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生编出一套有系统的中国画教学训练程序并尽量赋予其学术理论的涵义。为此还写了一篇长达五万言的《中国画专业教学改革新思路及具体展开诸问题》[9]。至于训练程序的编写，也在顺利推进的过程之中。有如早期《中国绘画史》都是出于教材模式与教学需要而成那样，新一轮的中国绘画史著述，在考虑学术背景的同时，它的改革出新的一个原动力，或许正出于对新的中国画教学模式进行探究的动机也未可知。倘如此，那么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正有可能成为孕育这一改革的温床；而我们的师生们，也正可能成为新的中国绘画史撰述方式产生的“助产士”。这一“中国绘画史学史”研讨会，或许正可以说是这一学术创新与历史转型的最佳“形式平台”。
——学术目标既已明确，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去做了。我想我们研究所师生们的努力应该不成问题；而来自全国各地、海内外的绘画史学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与热情鼓励，在此时此刻是尤为关键而必不可少的。一个好的学术品牌，需要大家共同一起来打造！
谨以芜文陋辞，奉呈学术界同道师友砚右，不当之处，伏望赐教是幸。
2004年5月2日于南京希尔顿
“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名人对话——文化与城市性格”论坛席上
注释：
［1］《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是从2002年春至2003年10月为止，由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博、硕士们共同努力完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集成，共80万言。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
［2］出席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并发表论文的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的博、硕士们，计如下五人：林如《中国印学博物馆建立始末》、史长虹《历任社长对西泠印社现代转型的贡献》、沈玉《西泠印社早期赞助人简考》、徐清《张宗祥与转折期的西泠印社》、胡志平《民国时期篆刻润例现象浅探》。该论文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03年10月出版。
［3］两篇博士论文分别为：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博士生史长虹《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立体解读》，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博士生陈大中《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研究》，各有15万字左右，均在2004年6月答辩。
［4］《西泠印社百年社藏精品》，撰稿人均为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的研究生们，该书由西泠印社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
［5］《中国现代美术学史》，陈池瑜著，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
［6］《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陈振濂著，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7］《“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连载于《美术研究》2003年第4期、 2004年第1期。共分九个章节，计五万言。
［8］《中国画形式美探究》，陈振濂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9］《中国画专业教学改革新思路及具体展开诸问题》，共五万言，刊载于《书画论集》第4辑，华夏书画学会丛书，第69-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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