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法论文集》（一）（二）合序

■陈振濂

　　关于“近现代书法研究”，若论其走向学术界和取得社会影响，还应该从上世纪90年代初说起。1988年，我写完了《现代中国书法史》，自认为在这个领域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完成了初步的学术积累，形成了一个较清晰的研究框架。但真正促使我投入时间精力，跳出个人书斋的局限，而努力去发动书法界志士仁人共同来研究这一重要课题的，则是得力于两个突然的机遇与变故。第一，是当时宁波鄞县（今鄞州区）成立“沙孟海书学院”，第二，是沙老于半年后突然病故。

　　我是在1990年前后，受沙孟海恩师委托，开始接手筹建中的宁波鄞县沙孟海书学院的工作。在接手之初，我即奉命出国讲学一年，当时也没有电话更没有互联网，未能顾及也不可能有条件过问。1991年4月回国，行装未卸，第二天即有人骑自行车来通知我马上到龙游路沙府报到，说有要紧事交办。沙老坐在沙发上，周边一圈亲朋友好相伴。沙老问我这个鄞籍小老乡又是最小的门弟子，对于沙孟海书学院成立后的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有沙老的盖世威名，又有当时全力支持我们书学院的鄞县县委、县政府，还有这样坐落在美丽东钱湖畔的建筑群，沙孟海书学院一定会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研究机构：以名家大师为中心，推动当代书学的发展。但有一个想法，想要得到沙老批准：第一，沙孟海书学院的学术活动，首先是围绕着“沙孟海研究”这个永恒的主题，从生平、从艺、学术、书法篆刻创作、文物博物馆研究等等入手，要有不断深入的可持续发展的策划部署能力。其次，是要建立一个时代研究大格局，从“沙孟海研究”伸展向“近现代书法史”研究。举凡沙老当年接触到的师长名流亲旧故交门生子弟，以及沙老本人在当时艺术上的开创性举措，如1印风取独特的古玺印而不入时流；2书法史研究的先鞭之作；3篆法精严工楷稳重；4后来的破笔涨墨纵肆随性；5擘窠榜书海内第一；6《印学史》的率先垂范；7高等书法教育的奠基人；8西泠印社的复兴功臣与大纛……随便排一下，就有十数项之多。如果再加上沙老曾任职蒋介石侍从室，为修家谱，又与周恩来邓颖超等新中国领导人交往甚密，乃至与吴昌硕、赵叔孺、王国维、冯君木、康有为、陈布雷、朱家骅、陈训慈、沈尹默、吴湖帆、潘天寿、启功、谢稚柳、徐邦达、王个簃、诸乐三、陈巨来、钱君匋等等的交往，不啻是半部“近现代书法篆刻史”。亦即是说：一个沙孟海先生，关系到的是社会意义上的大历史；有政治、有文化、有艺术、有教育、有文物考古……既如此，沙孟海书学院，应该把这种源自沙老非凡生涯经历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有意识地伸延向“民国书法史”与“近现代书法史”。扩大学术覆盖面，广泛开掘“沙孟海研究”的社会文化空间，提示它的作为历史人物定位的辐射优势。沙孟海书学院在此中，正可大有作为也！

　　沙老听了，笑吟吟说：“你有大格局，大思路，所以金海腾（时任鄞县县长，沙孟海书学院首任院长）、李立中（沙老最信任的亲友子弟）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办开院式，我说没有陈振濂不热闹，一定等你回来，现在我放心了”。从那时开始至今有二十多年了，只要有条件，无论工作多忙，我都一定全心全意为沙孟海书学院献计出力，义无反顾，责无旁贷。时时回忆沙老当时的谆谆教导和嘱托，有如头上三尺神灵，真是一丝一毫也不敢稍有懈怠。我向很多人提及过，只要我们不断组织各种创作和学术活动，在近现代书法研究的大框架下，“沙孟海”这个名字的流芳百世、即不断为世所关注而不被遗忘，其实也必然需要借助于对他的历史社会环境即“近现代”主动进行研究的兴旺发达。回报师恩，这是一个最好的途径。

　　1993年，在沙老仙逝一年后，我们在不断推进“沙孟海研究”并成果叠出的同时，即按照计划，开始筹备“全国第一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当时安徽美术出版社有一个刊物《书法之友》，为办刊方向与特色专程与我交流。我说论当下书法刊物，上海《书法》办了近20年，读者固定，经验丰厚，又以古代书法研究胜，且借助于字帖出版资源，裁古论今，“此诚不可与之争锋也”。《中国书法》虽初办历史不久，但挟京师之天时地利人和，有中国书协这面金字招牌，活动信息、理论人才聚集、创作、学术研讨，都远胜于时辈，自难与之重复并行。那么还有一个学术空隙地带，即是“近现代”，值得一试：既不是纯古代的悠久深厚承传有绪；也不是当代的蓬勃生机瞬息万变，而是正处在一个转型之际。但有趣的、有生发力的也正在这个“转型”。交流沟通后一拍即合。一段时间内，《书法之友》集中发了大量近现代研究文章和图片。并以此特色在当代书法界别树一帜。

　　既然编稿以近现代书法为特色，于是，就有了“近现代书法研讨会”之议。沙孟海书学院方面本有此打算，当然积极响应，在我提议下，双方负责人安徽美术出版社朱秀坤、桂雍一行四人和宁波沙孟海书学院李立中同志在杭州中国美院碰头磋商，很快就定下了这一课题并着手落实。征稿发出之后，迅速聚集了大量投稿者，经过评选，共有59篇论文入选。须知在当时，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极少，这样的来稿数量、入选数量已经大出意外。1994年6月，“全国第一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在黄山召开。终于第一次拉开了“近现代”的帷幕。但同样地，因为那时候条件简陋，出版管制书号又极严，层层审批手续繁杂，论文集仅仅印了一本白皮书，未能正式出刊。目前看来，这本白皮书因其罕有反而显得非常珍贵。在研讨会期间，我也希望有一些创新举措，研讨会首举推行论辩制而不是宣读式，限时15分钟只发表演讲论文概要，不能照本宣科读文章。而不出现过多的单调冗长沉闷的宣读，势必会反过来激活大多数参会年青人的理论思维，唇枪舌剑、互相辩难，在当时的一般学术研讨会的会议模式中可谓开风气之先。这是当时我这个组织运作者的最大收获。

　　1997年10月25日，在沙孟海书学院李立中院长的全力主持下，“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如期在浙江宁波召开，征稿论文80余篇，中青年作者居绝大多数。记得在三个月前的投稿评文评审期间，我受命作[序]时，明确提出了三个最重要的命题：（一）“近现代书法史”的史学概念定位问题。（二）“近现代书法史”的时间定位问题。（三）“近现代书法史”研究的实际倡导问题。有了明确的讨论主题，形式上还是取论辩式的互相砥砺的会风，和坦诚追求真理的学术态度。会前准备工作充分，又因为宁波方面承担了繁重的会务接待后勤工作，安徽方面则集中精力，出版了“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论文集”，书名就叫《近现代书法研究》。第二届研讨会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创意，是借已故沙孟海先生的威名，邀请了日本韩国的专家与会，并穿插安排了一个学术座谈会：“国际交流——海外的近现代中国书法研究”。相对于第一届研讨会而言，时代在进步，学术研讨也更立体了。

　　从199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我的工作岗位也在不断变动，先是调到浙江大学组建艺术学院办学，又转岗到政务机构如政协人大，而且是省市联动，一直到全国人大。在拥有关乎一省一市政务治理参与的人生宝贵经验的同时，在学术上不得不收缩战线，近现代书法史研究，虽然陆续还有不少单篇论文发表，但再要运作大规模的全国性书法学术研讨会，已经是力所不能及。而且安徽美术出版社与宁波沙孟海书学院，在这二十年里人事变动也非常频繁。朱秀坤、桂雍、华长慧、李立中等当年的共事诸公都已退休多年，物是人非，令人怅然。但念兹在兹，心里一直放不下已故沙孟海恩师生前的谆谆嘱托，放不下我对他老人家的庄重承诺，更放不下这个集聚了各方贤达的同心协力开拓进取精心打造的“近现代书法研究”的学术平台。

　　2016年底在北京开全国十届文代会，河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许华为、编辑室主任白立献两位专程赴京，与我商讨《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的具体落实部署事宜。回首二十年前的往事，不胜感慨。我当即表态，在文代会后，一定全力以赴，做好这方面的安排。其实，二十年前“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筹备与征稿发动之时的1996年7月，我赴合肥讲学，在书法家协会作报告《书法理论研究与当代书法创作》，顺便赴安徽美术出版社去校读将出版的拙著《近代中国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的三校样。记得在合肥时，安徽省出版局副局长严云绶先生问及近期打算，希望我能提出更大规模的计划。于是商讨过要编一套《近现代书法研究》的丛书，甚至还与桂雍、朱秀坤先生等等具体讨论了丛书体例和实施办法。此事后来不知何故似乎没有推进下去。我今天特别提出有这一段历史记录，是想说明我们这次《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的策划、谋篇布局，包括很多创新做法，以及基本范畴确定，其实是有来源的；而不是凭空只靠激情拍脑子即匆促上阵的。二十多年切切在心，未能须臾忘却也。

　　汇聚在本书中的论文，虽然都是二十多年前近现代书法研究者的成果，但作为基本入门的引导，在提供专业知识、提示课题核心、提出思想轨迹诸方面；这些内容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了解了在荜路蓝缕的“近现代书法”概念提出和研究起步之初，第一代研究者和爱好者是以怎样的饱满热情和不无稚嫩的研究方法，对这一课题倾注了巨大心血，并且创造出了重要的业绩的。

　　从1994年举办全国第一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到今天，已经有25年了。从1997年举办全国第二届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到今天，也已经有20年了。从1988年我的《现代中国书法史》完成到今天，则已经有30年了。

　　三十年风云激荡，我们不忘初心。“近现代书法研究”还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赓续和焕发出它的学术生命；而我们这个《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的重新发力——再版已有的成果，创造更新的成果；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一定会建造成一座宏伟巍峨的“近现代书法”的学术大厦。再看看这两部论文集的启动标记和初始价值，谁又会说它没有意义呢？

　　2017年8月于浙江桐乡文化发展大会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