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陈振濂著作序跋汇纂专版之（十二） 

《中国印谱史图典》序

■陈振濂

最早从事印谱史研究，是从1981年对印谱的创始者的考证开始的。少时学篆刻，偶尔能借到不少民国时期西泠印社出版的宣纸本线装印谱，初时还以为是原钤印谱，后来听行家们点拨，才知道那时已有制版编印谱的技术了。我记得那时印刷品很少，我就遵从家父指点，把拷贝纸覆在这些名印谱上，用硃砂描下来，在描的过程中反复体会古人名印的魅力所在。几年下来，竟描了四五千方印，装订成厚厚五大本。闲时翻翻，觉得十分有趣，并且我的古玺汉印和明清印章的审美趣味，也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描摹中形成的。有一次沪上印坛前辈高式熊先生来寒舍与家父叙话，看到我的“描红”名印集，还大加夸赞，说真正的成才就应该从这一方方印的描摹“摹印”开始做起的。

从摹印到刻印，再从刻印到研究印、从研究印到研究印谱……，其间的转换不可谓之不大，但我的篆刻观念也就在这一次次转换中越来越清晰。读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三位大师的研究生，毕业时等待分配工作，闲得无事，开始大做考证文章。记得当时做过唐寅的事迹考证、吴隐的事迹考证；但在印谱史的考证方面却连续在《西泠艺苑》上发表了《关于印谱的创造者》《<啸堂集古录>考》，前文是考出最早的印谱是北宋中后期的《印格》，作者是杨克一而非晁克一；后文则考出《啸堂集古录》的主人是王俅而非王球。虽然是一些很具体的考辨订误，但有此心得，都是从古籍中爬罗剔抉而来，自然是敝帚自珍、爱惜羽毛。从此，也就与印谱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当时关注的学术焦点，除了印谱之外，还有款印、印派、印学观念变迁等等，但对印谱，却还是情有独钟，须臾未可忘怀也。西泠印社出版社的同道委托我来编这部洋洋大观的《中国印谱史图典》，是否也是因为过去层做过印谱起源的研究工作，于此稍有积累呢？

关于印谱史研究的基本定位问题。

通常我们欣赏篆刻艺术作品，是在印谱之上进行的——在现代展厅文化尚未兴起，篆刻展览的风气尚未开始之前，篆刻艺术魅力的存身之地，只能是在印谱的页码上。记得在三年前的“全国第一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曾在“学术总结”里特别提到篆刻艺术创作从印谱的纸面上进入展厅之后对篆刻所带来的冲击与改造的问题。但在古代，正是印谱承载了篆刻艺术的美的全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正是这个事实成为我们从事印谱史研究的最基本的理由。但是请注意：印谱是承载了篆刻之美，因此在一个传统立场上看，我们会对它所承载的美：即它的内容特别关注，比如我们正是通过印谱来了解从文彭、何震直到吴昌硕、齐白石的。但对这些内容的关注是篆刻史的目标，而在提供这种关注的条件的印谱本身而言，它作为承载形态却并不是篆刻史的必须内容。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关注印谱形式本身的情况下对印谱中所钤拓的篆刻作品津津乐道、啧啧称善。对篆刻家而言：篆刻是“鱼”，印谱是“筌”。得鱼而忘筌，本来是十分正常的。

而印谱史研究却是并不在意“鱼”而只关注这个“筌”。它通常不太关注印谱中刊载了什么样的大师名作（当然，有更好），但它却绝对关注印谱本身是怎么成形的？或如何发挥流播功效的？一部印谱，所收的可能有大量的平庸甚至俗气的作品，如《飞鸿堂印谱》之类，但却不妨碍它成为一代名谱，而所收的可能都是经典，但可能在印谱史上地位不高，如大量的西泠八家、四家印谱或吴昌硕的个别印谱即是。这表明：印谱作为形态本身与印谱所载印章印蜕之间，并不构成一个价值上的必然关系。篆刻家取后者的立场，而印谱史学家或许更多的是取前者的立场——它很像书法之与碑版金石之学的关系，前者是艺术家本位；而后者却更关乎学术。

兼容但区别于印章史，篆刻艺术史研究的印谱（形态）史研究，是我们对这部大规模的典籍的一个学术定位。它应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的分支内容并形成一系列子学科的研究构架。比如：

作为书籍史的印谱史；

作为印刷史的印谱史；

作为钤拓史的印谱史；

作为出版史的印谱史；

作为编辑史的印谱史；

作为版刻艺术史的印谱史；

其后，才是作为篆刻艺术创作史的印谱史；

或作为古印章史、古器物史、金石学史中的印谱史……通常的，印谱史会重点予以关注的，是作为篆刻艺术创作完成之后的生存形态与生存方式问题。本来，应该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比如，直接取印石欣赏；或者取印不作钤盖而作锤拓；或者贻成印屏欣赏，或不一定钤盖在纸上而钤盖于泥封之上？或即使钤盖在纸上也不必只限于用印泥红色，为什么不用绿色蓝色等等？即使也用红钤盖，为什么会装订成书页而不采用折页册页方式？……但是最终，我们在几百年的篆刻历史中，却发现几十代先贤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有的印谱方式。这当然不是无意义的、偶尔的，而是在长时期的艺术变迁过程中通过不断筛选、选择而逐渐形成的。于是，探求它成为现在这种样式的各种审美的、时代的、历史的理由，便成为研究印谱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出发点和目标。但在目前，我们对这方面的关注还太少太少。

——站在篆刻史立场上看“印谱”，我们会更多地关注每一页上所刊载的印蜕内容，这是一个印学的视角；

——站在印刷史立场上看“印谱”，我们会更多地关注每一个页码和每一册从封面到扉页的版样形式，这是一个出版的视角；

——站在钤拓史立场上看“印谱”，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何时开始有原钤印谱；何时印谱中开始收入边款并以墨拓衬朱红？这钤印与拓款技术高下优劣？这是一个技术的视角；

这是一种文化的视野——它有专业的篆刻立场，但并不仅仅限于篆刻。有如一部宋版《杜工部集》在一个专家眼中并不仅仅是诗圣杜甫的诗，而是从版式、印墨、雕字、用纸、天地框格直到装订、封面……所有的因素，都足以构成一个审美的“聚焦点”与“生发点”。对印谱特别是珍贵的名印谱，我们完全可以作如是观。于是，又引申出一个关于“印谱”审美的话题；

篆刻家看印谱所载印章之美；

学问家看印谱谱式版样之美；

再来看本书的立场

在这部《中国印谱史图典》中，我们总共收集了近500部历代印谱，近2600张印谱图片。收入本书的这些图片，都来自于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古印谱原本。这保证了这部《图典》在编辑思路上原创性的同时，在资料选用上也同样具有原创性。有许多甚至高达80%的图片资料，都曾经是“养在深闺无人识”，是第一次公诸于世。在面对几百部古代印谱并进行筛选、编排之时，我大致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以时代、年序排列，以见出作为“中国印谱史”的脉胳；而不以分类排列，名人印谱又为一类的传统做法。目前，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历史发展上看是更见清晰的。

（二）以年序为准，适当加以断代。如明代，清初到清中期，清晚期，民国。大致求每个断代的收谱数量相对均匀。也与卷首的长论《中国印谱史研究》相吻合而便于对照。

（三）对每一部印谱，有年号者依年号排列；有编成年号与出版年号者以出版年号为序；无年号者则参照其他因素，如序文中注出年号等等，也作为排列依据；如果实在没有任何年号的蛛丝马迹的，则据时代、作者推算出其可能的上、下限时间，作为参考依据排列。如果还是无法寻得依据者，则列本断代之最后为备检。

（四）学界公认的“伪印谱”，本书不作去除而是照收。其理由是“伪印谱”的概念通常是指某印谱收入印为伪；较著名的如佚名辑《董巴胡王会刻印谱》、严筠轩辑《文三桥先生印谱》（乾隆四十四年）等。作为篆刻虽可指实印章为伪，但作为“印谱”则并不伪。作为印谱出版史而言，它正反映了其时其地的一个“基本事实”。对这种“印伪谱不伪”的情况 ，我们取“谱”的立场而不取“印”的立场。

（五）收入印谱，以古典的宣纸线装本为主，但不收作为现代书籍概念上的新出印谱。

（六）所收印谱，是指已成形的，已能流通的印谱。有一些印谱名为“印谱”，实则只制作一本，并无流通记录，又有些只是在册页（折页）上粘贴印花或边款，作为个人参考则可；但作为“印谱”则并不严格，除特殊情况外，则基本不收。

（七）有些印谱，名虽曰“谱”，但其实只收一方印章。余则多为关于此印的诗咏题赞、文字说明。当然也印行流传，本书也酌收一二，以见丰富。

（八）早期印章入谱曾有刻枣木版而为之，如著名的顾从德校，王常刻的《印薮》（又名《集古印谱》，万历三年）即是木刻。再早的宋代《啸堂集古录》中所收37方古印也皆以木刻为之。明代以后，大兴原钤印谱，但版刻也并未消歇。至清末民初，则以锌版制印谱之风大盛，如西泠印社本、吴隐的“潜泉印丛”本皆是。相对于原钤印谱，这些皆可统称为印刷本，本书中也一并收入，不再细分。

（九）在收录每一部印谱时，基本按次序排出封面、扉页、序、署名页、谱页首页，版式页、跋文各项。序文则收首页，印谱印蜕也尽量收首页，而对每部印谱的扉页、封面、虽无印蜕印款，但都作为重点来收录，以利于印谱史学家考异订谬证伪、研究版本不同时所用。

（十）有些印谱在录名、题签、扉页、文献记载时会不尽相同。如《赵撝叔印谱》在封面题签时称“印谱”，在扉页上题又变成《赵撝叔印存》，在内页的勒口处版刻又称“赵撝叔印谱”，而在见著文献记录上又被录为“赵撝叔印存”。像这样的不统一处在许多印谱中都存在，本书在编排录名时一般先从内页，再参考封面题签，而对题扉则作为次要证据来对待。

（十一）有些印谱在同一名称下不会出现册数不同或卷数不同的情况。只要是年份、作者、名称不误，则视情况分列或合并。对于出于装订原因者则并之（如四册本又有装订成两大册本）；对于确有不同版本者则分列之。

（十二）在本书后，附录了两项内容：一是建国之后的印谱，由于建国后印谱出版风气锐减，全部统计也不过十数部，且基本上不取私家印谱方式；只能择其要者附入，以见是时事之变迁与印学观念之陵替。但上下限为1949-1965。此后“文革”浩劫八年，再后则进入新时期，本着“并世不论”之旨，暂付阙如。二是对一些东瀛日本的印谱，检其发行量大、知名度高的收入，亦是存此备考，以见印谱在海外的大致样式与代表类型而已。

事实上，历来对印谱史做过大贡献的煌煌钜子们，如编辑印谱之最的汪启淑、出版印谱之最的吴隐、收藏印谱之最的张鲁庵，又有谁是拘泥于仅仅一个篆刻的视野的？倘若他们都是在学术上狭隘偏执之辈而毫无创意，又怎会造就出如此辉煌灿烂的几百年“印谱史”来？！

虽然这部《中国印谱史图典》收入了绝大部分著名的印谱，但限于个人视野狭隘，还是不免遗珠之恨。就我个人所知的，还是有不少重要印谱未及收入。有些是海内孤本藏家不愿外借；有些是深藏博物馆库房而秘不示人；也有些是在艺术品拍卖会失之交臂从此杳如黄鹤；更有些是新发现的还来不及补入，这些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今后视条件还是希望能逐渐补充，使这部《中国印谱史图典》收录更全、更有代表性与典范性，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筚路蓝缕的第一部《中国印谱史图典》，在为印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原始材料的同时；也为我们今后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带动起新一轮的印谱史学术研究的新潮，引发出更多、更新颖的学术成果，吸引来学术界与艺术界更多的对未来寂寞冷落的印谱的关注与厚爱。

我们热切地期盼着……

2000年4月27日

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