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繁忙，地下沸腾，我们常常听到矿区遇难的消息，煤灰一层层落，矿灯晃晃入目光，战在地下一线的工人们，与阴冷潮湿为伴，用汗水与生命换来乌金墨玉，是井巷的逆行者，也是光与火的采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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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1：一件毛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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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2：连长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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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3：不见了的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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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4：见到三班组了吗
一件毛衣的故事
某年，夏天，陕西某矿场。
北方的夏天，到了中午就异常炎热，烈日当空，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太阳把工地烤的滚烫，行走间晒得干裂的石子在路面滚动，在上面画画的我们只着一件T恤，也热的汗流浃背。
相反，矿井底下非常寒冷，矿工们下去得穿两层棉袄。
升井了，上来一个矿工，黝黑黝黑的煤渍糊满了脸，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经过整晚的工作，掩不住的倦色，身上的棉袄湿漉漉的，看着十分厚重。开始画的时候，我提议让他脱掉外衣，他不肯，操着一口浓浓的北方口音说不热不热，你们画吧。递给他水，他也不喝，我不敢多说，只好赶紧开工抓紧时间画，生怕耽误他休息时间。
起完形，刚把画框铺平准备上色，一抬头就看到矿工脸色不对，青紫青紫的脸庞，眼看着身体往后一仰要倒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好！中暑了。赶紧冲过去抱住他，掐人中，灌水，洗脸，尽快给他散热，脱去了厚重的棉装，露出了里面的毛衣——一件深绿色的毛衣，由于长期在井下工作，上面积满了灰，从袖口到领口到处都是洞。
不一会他醒了，醒来以后赶忙说：“没关系，你们画你们画。”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已经画完了，实际上并没有，催促着让他赶紧下楼洗澡。
隔了一两天，当我再次碰到这个矿工的时候，我问他穿的毛衣是多大的，他敏感的回绝了我：我不要毛衣，我有的。你不用问这个我知道的，谢谢你。说完转身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景渐渐远去，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矿工兄弟绝不希望麻烦任何人，他们把所有的苦都暗自咽下，而那件绿色毛衣也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常和同学们说，要想把矿工画好你得变成他，变成他你才能画好他。
连长矿工
2020年末的时候，我去了山西的一个矿场。
和以往不同，这次见到的矿工都戴着眼睛，和我聊天间，问出来的问题让我意识到他们是有文化的人。我问他们，你们读过大学吗？其中一个矿工坦率地说：“当然！我读过大学，我大学还是本科的！”自此以后我每画一个人都会问一句，发现他们几乎都读过大学，这使我非常吃惊，在我十余年的矿工绘画中，是鲜少的。其中有一个矿工是安徽某所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当了海军，一路做到了连长，在舰艇上工作了好几年，回来后就到这个矿场当了矿工，如今已是矿区掘进队的小队长——那是矿场里最艰苦的一群矿工，战在矿场的最前线，是名副其实的冲锋队。
邀请他配合作画时，发现他并不瘦，相反还有点胖，请他坐下，他忙摆手说坐不了，坐不了。后来拗不过我们，靠着墙，直着腿缓缓移动着身子这才终于坐下了，他的膝盖受过伤，我心想，一问，他拍了拍膝盖：“在矿工工作啊和在部队一样，每一个工种都得密切配合，有一次矿里出了点小问题，作为一线掘进队的队长，在井下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长时间的泡水，再加上膝盖本就划伤，自那以后，这膝盖啊就不行咯！”他笑着回忆着往昔，仿佛这不并是什么大事，而我们心中都清楚，谁又真的能想象在长达16个小时的漫长黑暗中是如何跨过那一分一秒，克服心中恐惧呢？
《掘进队矿工韩志红》，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矿工芦卫东》，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我问他，怎么读过大学当过连长还来矿区当矿工，他笑着说，我父亲也是这个矿的，一干就是几十年，我们一家人都和这个矿有缘，所以我就回来了。两代人的情缘，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更多我们说不出，道不清姓名的人在这里，与月相伴，与煤同眠，耗尽几代人的心血开采着。
后来在画的时候，每画一个我都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真名真姓，是最朴实无华的名字，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鲜活劳动者的印记。
《矿工杨霖》，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矿工智伟》，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矿工芦建国》，纸本水彩，105x75cm，2020年
不见了的马强
矿工 马强
画过那么多矿工，但要说记忆最深的那就是马强了。
7年前，我去画过马强，7年后，我又去了。
7年前，我写了篇文章叫马强不见了，7年后我又写了篇文章叫马强找到了。
那是在山西的一个矿场。天还蒙蒙亮，北方的冬天早上一片迷蒙，整个矿产笼罩在薄雾中，飒飒的西北风吹着，即使穿了厚重的棉大衣也抵挡不住寒气，空气中飘散着细小的雪粒子，拍在脸上，我们蹲在井口抱团取暖。到了凌晨6：30正是升井的时候，我站起身，捂了捂冻的发僵的脸，静静等待。一群矿工升了上来，浑身黑油油的，头戴钢盔，手拎矿灯，就像是战场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每个人的脸上都困意倦倦，结束了一整晚的工作心情都十分愉悦，其中有一个帅小伙，一眼就看中了想要画他，起初他不同意急着赶回家，我们赶紧和矿工小队长商量才终于让他答应了。
把他带到了井口的小平房，让他给家里打个电话，他用满口的山西话说不记得号码了，是担心电话费还是忘带了？我掏出手机给他用，他依旧拒绝了，看来是真的不记得电话了。
怕他睡着，我们就边画边聊天，一个多小时的绘画结束后就赶紧让他回家。
刚准备开始第二幅创作，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哐”的一声，门被踹开了，一群人冲了进来。
领头的人冲我们大喊：“见到马强了没有？见到马强了没有？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面面相觑，“见到马强了，刚画完，他已经走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谁让你们来的？”
“我们是和矿上说过的，他们同意我们来画画……”
我们都懵了，一听到刚画完，马强已经离开，一群人又跑了。正纳闷呢，马强到底出什么事了？其中一人走到我旁边说老师不要怕，是马强没回家，马强的女人来矿上找人了。
每次升井，矿工们会在矿井口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已安全出来，有些为了方便就会按一个印泥手印。几个小时不回家，马强的老婆就急了，就来矿里找人。找到了队长，队长说升井了，但是那些手印压得上下不齐，一时间不确定到底上来没，这下大家伙都紧张了，赶紧去澡堂找，把水池子的水放光了也没有，饭堂的人也说没见着马强，厕所也没有。不可能啊，马强不可能工装也没卸下，矿灯也没交，自救器也带着就回家了。所以就有了刚才那一幕。
仅仅只是晚回家几小时就让家人如此着急，可见矿工和家人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作为家属也时常担惊受怕着。
7年后，再次来到这个矿区，某个晚饭后在矿区外的小村庄散步，路过一个矮房子，隐约看到有几个人在那聊天，走近了，原来就是矿区的矿工兄弟们。
“你们认识我们吗？”
“认得，认得，几年前来过。”
“你呢，你认识我们吗？”
“不认识……”，我摘下我的帽子，他立马就认出了我，“啊，我记起来了，你是当时的画家，见过你们的。”
“你们村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马强的？”
“有的，有的，哎~马强，有人找你！”
远远地，就见那道身影走了过来，“什么事什么事？”
“你还认得我们吗？”
“认得的，画家！”
“你老婆还好吗？”“好的，好的。”
“那你老婆还管你管那么紧吗？”
他笑嘻嘻地说：“女人嘛，女人嘛！”他的眼睛黑亮黑亮，傻呵呵地笑着，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在他的脸上洋溢四射。
小聊了一会，我们便继续往前溜达，走之前和马强说，你别走，一会我们还来找你。
不一会太阳就落山了，四处漆黑一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回来，恍惚间看到矮墙下还有几个人坐在那，一想到也许马强还在那我们赶紧走过去想和他再聊几句，走过去一看，发现是我们的幻影，马强已经又不见了。
村落里家家户户的灯，黄黄的，一盏盏如星火般摇曳着，我们知道，马强回家了。
见到三班组了吗
我曾经画过一组画叫《三班组升井》，讲的是我在安徽某矿场的故事。
三班组升井
那时候才开始画矿工系列，这是个竖井，垂直下去800多米深，需要依靠罐笼才能下去，趁着矿工升井的瞬间，我们抓拍着素材。边上操作罐笼的人问才上来的人：“见到三班没有？”
他们说没见到，说说笑笑就走了。
又上来一组人，又问见到三班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
说着说着，这些人脸上的表情就比较凝重了。
我们拍着照片。身后慢慢站了很多人，大家都不走了。我们把相机放了下来，不好意思拍，也不敢拍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就在那等着，上来一组，操作的人就问见三班了吗？都说没见到。
按理说三班早应该升井了，但他们一直没升。
所有人都站在上面安静地等待，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了罐笼顶部的红灯上，红灯一闪，就把电梯放下去，等啊等，一直不见红灯闪，我们一个个死死地盯着，突然那个灯闪了，我们心里又是紧张又是高兴，不知是不是三班上来了。操作的人赶紧把电梯放下去，那个矿洞好长，终于到底了，再往上拉，卷扬机就着钢丝绳咔哧咔哧地响。电梯上来的一瞬间，一班组，6个人，整整齐齐，没错，是三班，是三班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操作罐笼的人把门打开，冲着那个人就劈头盖脸的去打，被打的那个人就笑呵呵地说，走岔了走岔了。这些人一出来，操作的人就照着领头班组长的屁股狠狠的踢了两脚，班组长依旧乐呵的回头说走岔了走岔了。周围的矿工们，都笑着拍拍三班组的矿工们，勾着肩说说笑笑的就走了。
这就是最淳朴的兄弟情吧，嬉笑怒骂下是对矿区兄弟的担忧与害怕。
这组作品我一共画了11张。名字就叫《三班组升井》。
周刚 1988年中国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1992年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毕业；1998年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中国美术学院水彩高级研修班毕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学院水性材料绘画工作室主任，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水彩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